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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贸区挂牌满月:“黄牛”收5000元代办营业执照

  早上9点多,位于上海的自贸区管委会大厅人头攒动。

  一楼主要办理企业注册业务,不少人拿着材料在查名窗口等待叫号。二楼是咨询处,10点开始,每天设有三场管委会工商、

税务、金融联席讲座,每一场都座无虚席,连走廊上也挤满听众。

  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在9月29日挂牌,一个月过去了,企业的热情没有丝毫减退。

  注册成本降低是企业扎堆自贸区的动力之一。按照自贸区企业准入规定,除了银行、证券、基金、保险、直销等行业以外,大部分企业注册时改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,并且取消最低出资规定,也就是说,企业可以自主决定注册资本的金额,以及在何时、以何种方式缴纳。这项规定在很多人眼里,等同于“零元注册”。

  自贸区在企业准入上采取了“宽进严管”的策略,注册的便利性也是被外界广泛报道的一点。除了上海市国企、股份有限公司、集团母公司和市工商局规定的银行、证券等金融机构仍需要在上海市工商局注册,大部分挺进自贸区的中资企业只需在管委会窗口递交一次材料,这些文件会在工商、税务、金融等各个部门内部流转,最快4天出营业执照。

  做了几天接待工作后,管委会很快发现,虽然自贸试验区设立的核心内容是投资管理体制改革,对外资采取更开放的管理模式——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,但实践中更具热情的是民营资本和国有大型企业。“它们到来的比例远远高于外商,甚至超过十倍以上。”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在一次高校论坛上表示。

  在挂牌之后的国庆节七天里,自贸区管委会每天人头攒动。“都是来咨询和办理手续的人,在我们的大厅里待不下,就在广场上站着,在广场待不下,就在沿街的马路上坐着。”

  从管委会门口“黄牛”的数量也能看出企业的热情,兜售代理办证业务的人守在广场上,代办营业执照和进出口权的费用在5000元上下。

  在管委会对面的外高桥大厦里,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同样门庭若市。这是一家原外高桥保税区的开发公司,负责自贸区的招商引资,这家公司的股票在9月29日挂牌前经历了12个涨停板。

  从8月份开始,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组成了针对自贸区的研究团队,派人到开发公司咨询洽谈。“一来就是五六个人,整个团队来跟我们谈。他们是有备而来,专门有方案,有建议,有很多的想法,不只是提一些问题。”总经理刘宏表示。自贸区首批进驻了包括五大行在内的11家金融机构,近日又有南洋银行等3家进驻。

  和系统性的机构不同,赶在国庆节七天来抢搭早班车的民企,显得盲目而急切,对自贸区的政策理解也很模糊。

  即便赶了个早集,企业也已经很难在外高桥区域抢到一个办公地。外高桥是自贸区几块区域中企业密集度最高的,原外高桥保税区有9000多家企业,在自贸区挂牌前,外高桥区域的写字楼就成为稀缺资源。为了办理注册,一些企业提供一纸虚拟注册地租赁合同,而把实际办公地址设在区外。

  虚拟注册地址的实际业主是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,这个地址不能实际办公或作为仓储使用,一年的租金是2万元。虚拟注册地址的做法在新加坡、香港等企业密集的自由港也存在。有人比较过两地的行情,新加坡一个地址的年租在2500新元,香港是1600元,并且这个地址可以用来仓储。

  2万元的注册成本在很多人看来依旧划算。王先生在上海拥有几家连锁经济型酒店,他刚租下一个地址,缴付了2万元现金,准备开一家国际旅行社,他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有什么政策优惠。“反正花2万,说起来在自贸区也有一家公司。”

  在与咨询者打交道的过程中,刘宏发现一些人的反应是非理性的。“他们注册了以后,问他们要做什么,说暂时还不知道,现在先抢一个跑道。”他们看好的是自贸区的“壳”资源。不少人一边在咨询处等号,一边打手机呼朋唤友“抢位子”。“自贸区不会无限制允许企业注册,有一天会资源饱和限制注册,那时这些注册的壳公司就会升值。”

  自贸区不是“特区”

  在自贸区管委会,企业主提得最多的问题是,自贸区有没有政策优惠?企业所得税会不会降低到15%?在抢先机的企业家眼里,自贸区概念就和80年代划定“经济特区”一样,是个只要赶早就会发财的机会。“当年赚钱的都是不懂的,懂的人怕风险不敢做。”

  但自贸区确实是2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又一个“特区”?

 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、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论坛上强调,自贸区不是过去的特区,也没有优惠政策。“现在看起来自贸区政策是特殊的,在一个区域里面执行,但是它有一个条件,就是将来是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。”因此很多人期待的15%企业所得税优惠没有出现在自贸区总体方案中,在试验区里也没有开设免税店的可能性,因为这些都不可能在全国复制。

  “试验区政策的红利,要么大家都得,要么大家都不得,不会一部分人得,一部分人不得。所有部门和机构在一个平台上面,要有大家有,要没有大家都没有,自贸区是要建立一个法制化、国际化的营商环境。”王新奎说。

  走过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年代,民企在衡量自贸区的价值时,习惯性要争取在外资的“超国民待遇”里分一杯羹,然而事实上,“国民待遇”是本次对外开放中的关键词。

  投资准入体制改革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整个方案设计的核心。因此,总体方案里含金量最高的变化莫过于新的外资管理模式——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。

  按照过去实行的准入管理,对外资开放的行业罗列在一份正面清单里,转变为负面清单准入管理以后,意味着除了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,外资都可以涉足。

  王新奎解释,这是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标准。“我们以前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,可以设定自己的很多招商引资的政策,过去我们是单方面自主制定准入标准,同时也设定哪些外资是不能做的行业,外资是没有国民待遇的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,要按照国际准入标准来做。另外过去我们对外资的权益保护是选择性的,我们和10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,比如在征收的时候将给外资怎么样的补偿,保证不实行国有化等,这些都是权益保护,但是选择性的,现在的权益保护是要全面的。”

 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,几乎完整照搬已有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的负面清单并不解渴。但王新奎表示,负面清单的设计已经突破了很多难点。“负面清单设计本身难以面面俱到,如果把部门、产业、区域、项目等条件都详细列出来,负面清单就会变得很长,而决定负面清单质量的关键就是长短。”最后定稿出现的“2013版”几个字,为关注者留下一些展望,后续会出台更解渴的负面清单。

  国际规则的变化也让开放设计变得更复杂。比如在外商认定标准上,中国遵从英美法,按照注册地来认定外商。现在全球趋势是英美法在向大陆法靠拢,越来越多采取住所地认定标准,当外商的科学定义尚存在疑问时,很难开展后续监管。

  无论如何,负面清单让外资摸到了第一块过河的石头。“开出负面清单是先解决外资在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问题,准入阶段包括企业的设立、扩大和获得。准入以后其他经营、运营和处置方面的问题,会在下一步考虑。”

  在散客向自贸区冲刺的同时,外资也早已开始了热身。“开放的六大服务领域让外资知道能做什么,负面清单的出台让它们知道不能做什么,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做。”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秘书长黄文说。

  在他看来,外企的慢热是因为要谋定而后动。和民营企业家个人化的决策不同,外资在进入市场之前,一般会先聘请咨询公司对相关行业做调查,根据调查报告来衡量进入的机遇和风险,然后向保险公司购买投资保险,如果因政策转变等不可抗力导致投资失败,会由保险公司承担损失。只有做好充分准备以后才会迈出步伐。

  另一方面,在大部分开放领域中,外资即使有进入的冲动,但细则尚未出台还无法操作。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涉及到六大服务领域开放,以医疗服务领域为例,外资设立独资医疗机构的限制放开了,但在关于进口药物使用、外资医疗机构的认证、外国医生聘请等细则出台之前,外资尚处于观望状态。

  很多领域的准入需要获得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许可证,比如在教育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,中外合资办教育机构需要教委认可。但自贸区企业管辖权属谁?自贸区管委会和行业主管部门需要时间协调。

  金融领域尚未出台的细则积攒了强烈的关注,有关人民币资本项下自由兑换、利率市场化、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金融制度创新重点,央行还未公布实行方案。对于有境外业务的企业,即便完成注册,在离在岸账户管理办法出台之前,还难以开设离岸账户开展经营。

  当然,对于想要进驻自贸区的外资医院、教育机构、金融机构来说,更基本的问题是办公场地,虚拟地址显然行不通,而外高桥区域写字楼已经接近饱和,不少人开始期待自贸区的扩容。

  开放倒逼改革

  企业积极抢搭自贸区头班车,根本上是源于对改革红利的渴望。“我们的社会,我们的市场,我们的企业已经积累了很大渴望改革、渴望开放的热情。”简大年说。

  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到1000多个,大部分的核心价值是关税互免。传统的自由贸易区是以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为对象,在海关监管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便利性,同时为了某种战略目的,给予一系列的特殊政策,特别是关税政策的优惠。

  上海自贸区提出一线和二线之间区内的便利性,最早也是针对货物贸易的,目的是整个货物贸易运作跟国际接轨。而金融业的创新举措根本上也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。新加坡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是在自贸区形成后,各国要处理自己的货物,因此全球商业银行、保险等金融机构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。

  但这次上海的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的底色上,加入了推动改革,政府职能改变,金融体制改革向前推进,扩大对外开放领域等多种色调。上海自贸区成为改革的试验田,为全国改革积累“可复制、可推广”的经验。

  “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就是我们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。改革的深水区是什么呢?是政府职能转变。政府职能转变当中最核心的是什么?是投资准入体制改革。”王新奎说。

  差别待遇存在于国内一般投资准入管理体制。由于长期以行政审批来管理经济以及管理准入,所以各种法律法规、措施、文件汗牛充栋。

  王新奎说,“国内投资中,不同所有制准入待遇是有差别的,尽管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。各种不同地区是有准入差别的。沿海地区所得税不能15%,中西部四川、重庆所得税就可以15%。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,就是项目的差异。不同的项目投资准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铁路项目、核电项目、港口项目,外资和民企都进不去,或者进去是有条件的。”

  政府已经在为梳理这些投资准入而努力,李克强总理此前表示,本届政府要减少三分之一审批项目,目前各部委有1700项行政审批权、200项得到授权的审批权,总计有1900项左右的审批权,三分之一的比例就是600多项。5月13日,国务院宣布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。

  全球趋势改变成为了审批放权的外因。全球金融危机以来,全球的产业链、价值链和创新链变化,推动着全球投资规则和贸易规则的重构,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TPP、TTIP协定,将中国深度介入的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平台边缘化。

  如果要接受新的重构趋势,参与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,意味着以新的国际规则来玩游戏。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,中国同意与美国进行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,明确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宣布,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谈判模式。

  这份联合说明中直接提到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,“中方将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,转变政府职能,减少微观事务管理。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,中方将逐步减少和下放外商投资核准事项,中方将最大限度缩小此类审批核准范围,促进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自主决策,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。”

  借开放之际促成审批放权,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,成为重构趋势下新的契机。“如果对中资实行审批制,也可以对外资实行审批制,这就是国民待遇。对中资不实行审批制的,如果要对外资继续保持审批制,就要列入负面清单。但是我们尽量把审批制减少,尽量把它转到后面的事中、事后的监管当中去,这是便利化的问题,先从这里做起。”

  内因强烈,外因迫切,在28平方公里土地上拉开帷幕的改革承载了许多人的中国梦。

  序曲刚刚开始。